中国的结拜文化由来已久，周恩来也曾和同学义结金兰，是在17岁那年，与南开的同学吴国桢，结为异姓兄弟。

可当他们成年之后，却走向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周恩来是共产党的灵魂人物，而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得力干将，更是亲美派系的代表人物，位高权重。

（吴国桢）

矛盾随之产生，吴国桢是反共的顽固分子，所以他大哥周恩来的关系，也就不难想象了。

1941年，新四军在前线抗日，却惨遭国民党杀害，牺牲了几千人。

所以同学相聚的时候，周恩来痛骂国民党，吴国桢则当面反驳，兄弟二人爆发了激烈争吵，由此彻底的分道扬镳。

本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但却走在了不同的道路上，命运也就大不相同。

1954年，台湾爆发了一场激烈内斗，吴国桢躲到美国避难，最终客死他乡。

（吴国桢）

由此，开始咱们今天的文章，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要从1913年说起，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的南开中学。

周恩来读二年级的时候，吴国桢来到该校就读一年级，属于是周恩来的学弟。

在那乱世当中，芸芸学子好似水中浮萍，随着时代的惊涛骇浪，相聚在校园港湾。

周恩来在十七岁那年，去宿舍里找一位名叫“吴国柄”的同学，进而看到了吴国柄的弟弟吴国桢，同学们相互寒暄了几句，有了一面之缘。

没过多久，周恩来刚刚走出食堂，迎面碰上了吴国桢，所以双方打着招呼，相互聊了起来。

不同的时代背景，自然也就有不同的青年思想；在饱受列强欺压的年代里，很多中国的年轻学生，都在讨论着该如何救国。

俩人观点相近，所以越聊越投机，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已然惺惺相惜。

周恩来问：“那天我去找你哥哥，我看你趴在桌子上一直在写东西。”

吴国桢说：“我在写日记。”

周恩来一听这话，认为吴国桢这样做很对，写日记乃是好习惯。

而且，周恩来发现吴国桢的日记，写得是文采飞扬，小小年纪便已经展露出锦绣文章。

所以，周恩来拿着吴国桢写的内容，登载在了学生会的刊物上，随着一篇篇的文章发表，吴国桢在学校里，也就渐渐闻名。

（南开中学）

他们二人身边，还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名叫李福景，三人出来进去形影不离，踊跃参加学生会的各种活动，所以渐渐的就被同学们称之为三剑客。

周恩来虽然穷苦出身，但他跟着周家的宗亲走南闯北多年，属于是见多识广之人；反观吴国桢和李福景，倒是在传统的家庭长大，而今进入了新学校当中。

周恩来得知学校要举办演讲比赛，所以拉着两位好朋友一起参加，可吴国桢却反问什么是演讲比赛？李福景同样满脑袋问号，从没有听说过这种活动。

所以吴国桢和李福景，只愿意跟着周恩来去看看，但却并不想参加。

在比赛开始之后，唯一登台演讲的便是周恩来，只不过有趣的是，他仅仅得了个第五名。

至于前面四名，吴国桢没有看到有谁登台，但却获得了校方给予的好成绩，并不是这四人厉害，而是他们的背景厉害。

（周恩来年轻时）

睿昂基因7月23日公告，近日，公司分别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熊慧家属，实际控制人、董事兼副总经理熊钧家属，副总经理何俊彦家属，副总经理薛愉玮家属的通知，目前熊慧、熊钧及薛愉玮因涉嫌非法经营被公安机关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何俊彦涉嫌非法经营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相关事项尚待进一步调查。

在校园里，周恩来想要带着俩人去表演话剧，奈何吴国桢连着摇头说不行，原因非常简单：吴国桢有个毛病，那就是控制不住脸部肌肉，怎么也忍不住大笑，自然不适合演戏。

周恩来想要教吴国桢，该如何防止忍不住发笑，奈何吴怎么也学不会，每当排练的时候，台词还没有说出来，就已经噗嗤一声憋不住了。

所以表演话剧这件事，也就只能周恩来和李福景登台，而校园三剑客当中的吴国桢，则成了观众席的票友。

学校里有国外留学生归来，拿出国外的话剧经验，结合中国的传统故事，所以写了剧本名叫《一元钱》因为没有女演员，所以让周恩来担任。

但缺少个丫鬟的配角，所以周恩来去找吴国桢，他说如果忍不住笑，就使劲掐手心。

如果在台上真笑了，周恩来也会以“富家小姐”的身份痛斥丫头，回家非打你不可。

因为这三剑客关系特别好，所以义结金兰成异姓兄弟。周恩来年长，所以做了大哥，吴国桢自然是弟弟。

结拜之后，周恩来还带着吴国桢去自己家里，拿了一点钱去照相，算是合影留念。

吴国桢看周恩来穿着长衫，所以他也想换上长衫，因为妈妈不允许，所以穿着军队制服。

也就有了下面这张照片，兄弟之间手牵手，开始憧憬往后的美好未来。

（周恩来和吴国桢结拜之后的照片）

在学业上，周恩来想要开阔国际视野，所以选择东渡日本，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吴国桢则以优秀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读书。

少年胸怀大志，要救民族于危难，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自从中学毕业之后，便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当中，为民族找寻出路。

吴国桢也想出国留学，而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只要是成绩优异的学员，如果想走向国际的话，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去美国。

就在吴国桢考入留美班的时候，他收到了大哥周恩来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校门）

周恩来说最近会去一次清华，因为自己即将出发，前往欧洲留学。

没过多久，周恩来步入清华校园，只要是从南开毕业进入清华的学生，都跟周恩来非常熟络，所以远远地就开始打招呼。

清华校园里，周恩来和结义兄弟吴国桢告别，他们一位要去法国，一位要去美国，时间是1920年。

俩人有共同点：痛恨贪污、想要救国、万丈雄心、向往革命。

然而命运，却为这对兄弟，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次分别各奔东西，加入不同阵营，下次见面要十八年以后了。

且说吴国桢远渡大海，去了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拿到了哲学的博士学位，而他在政治方面，选择加入国民党。

吴国桢一辈子都无法接受周恩来的思想变化，他认为周恩来是百分之百的儒家信徒，在突然得知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阵营之后，所以下意识说：“我用生命打赌，不可能的！”

这次，吴国桢赌错了，周恩来真的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即将成为领袖人物。

1924年秋天，周恩来回到国内，随即担任黄埔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便开始了南征北战。

自从国共分裂开始，一直打到了西安事变，前前后后加起来接近十年的时间，周恩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灵魂人物。吴国桢则在汉口做市长，已然是地方的领军人物。

西安事变的时候，宋美龄感慨说：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物？

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周恩来这样的雄才，如果加入国民党该有多好呢？从宋美龄这句话便可看出，周恩来在当时的身份和地位。

吴国桢和大哥周恩来，自从清华一别已经多年未见，而且因为国共分裂，所以兄弟二人也就断了书信往来。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吴国桢很想念自己的周大哥。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多地沦陷，吴国桢在1938年的时候，担任武汉市的市长。

按照国民党给的军衔来说，周恩来已经是军委的中将副部长，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其实他同样也很想念自己的把兄弟吴国桢。

所以在百忙当中，周恩来去吴国桢的家里，想要一叙兄弟之情，奈何去的时候赶巧吴国桢外出。

周恩来没有见到结义兄弟，所以对吴国桢的妻子黄卓群说：“我是国桢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名片，他回来之后，就说我来过。”

吴国桢晚上回到家里，夫人一边卸妆一边说：“你的好朋友来过，好像是共产党的人。”

吴国桢心头一热，赶紧问：“谁来过？”

妻子将名片给了丈夫，吴国桢拿起来一看，心头当即大喜，果然没有猜错，正是义结金兰的周大哥。

吴国桢起身就走，赶紧坐车连夜去八路军的办事处，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叫吴国桢，我是汉口市的市长，我找周恩来。”

工作人员招待吴国桢坐下，随后去报告周恩来，过了大概五分钟之后，外面就响起周恩来高兴的声音，说着着“峙之、峙之、我们总算见面了！”

兄弟二人自从上次一别，而今已经过去了十八个季节轮回，再也不是当年的鲜衣怒马一少年，成了时代旋涡里的大船，在黑暗和迷雾当中，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方向。

就拿青年时期的梦想来说，俩人的的确确走向了救亡之路。可是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党派。

按照以前的惯例，吴国桢会让大哥先说话，然后自己再说话。

然而周恩来并未开口，而是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吴国桢，沉默久久之后，却没有再说半个字。

吴国桢心头一沉，首先打破了这不怎么愉快的气氛，他问周恩来最近过得怎么样？在这边住得是否舒服？

周恩来则是两三字的回应，很好、嗯、可以……之类的客套话。

吴国非常尴尬地聊了几句之后，他认为大哥不想搭理自己，毕竟是不同党派了。

其实，吴国桢严重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并非周恩来不想搭理他，而是那个形势之下，俩人如果谈得是热火朝天，根本不是什么好事，甚至会带来恶果。

单单是蒋介石来说，此人对周恩来深深忌惮，倘若得知自己手下的市长，和共产党的灵魂人物谈笑风生，必然会对吴国桢不利。

不过话也说回来，吴国桢也隐约意识到，这里并不是聊天说地的场合，毕竟国共两党打了将近十年。

所以聊了短短一刻钟之后，吴国桢就起身告别，临走之前邀请大哥周恩来，去自己家里做客。吴国桢重点强调，这会是一次同学聚餐，不会邀请外人，只会邀请当年的同窗。

周恩来答应了赴约，所以俩人商定了时间，准备了一场同学聚会。

到了约定的时间，以吴国桢的身份地位来说，也以国民党的习惯作风来说，这顿饭肯定按照高标准。

但妻子黄卓群认为，共产党一直说国民党都是贪污腐败，倘若这顿饭过于奢侈的话，肯定不符合共产党的作风。

不仅仅会引发周恩来的反感，而且如果被外人知道了，也会对周恩来的名声，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黄卓群按照大众消费，在家里定了一桌晚宴，恰巧有南开的同窗前来，所以一同入席。

众人落座之后，倒也没有谈起政治，而是回忆当年的学生时代，大家相互之间敬了几杯酒，聊了聊那些校园里的趣事。

吃完饭之后，周恩来发出邀请，约定第二次聚会的时间。因为八路军办事处并不是聚会的地方，所以他想借用吴国桢的客厅，由他本人出钱安排酒席，要同窗再来相聚。

很快，第二次聚会开始了，由周恩来做东请客。

一桌饭花了36块钱，算上酒水的话，奔着50块钱去了。

可周恩来当时的工资只有五块钱， 吴国桢立刻就意识到，这顿饭远非同学聚会那么简单了。

同桌的问周恩来，哪来这么多钱？周恩来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同学段观海，他乃是国民党高官，在酒席宴会上哈哈笑着问，周恩来的衣服是不是组织给的？

周恩来说是的，我们不占有，而是组织给。

段观海指着饭菜说：“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对于这番话，吴国桢则选择沉默，因为他已经猜出了，周恩来为何请大家吃饭。

吃完饭之后送走朋友，屋里只剩下他和吴国桢兄弟二人。

其实吴国桢也知道，周恩来虽然没有跟自己谈起政治，但总有一天会邀请自己加入共产党的阵营，而且这一天肯定不会太远。

周恩来临走之前，聊起了自己的心里话，他问：“峙之，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

吴国桢说：“还算满意吧。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

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周恩来问的这句话，吴国桢回应的这句话，一问一答之间，其实暗含深意。

俩人在随后的时间里也经常相聚，不过依旧很少谈起政治，随着日寇逼近武汉，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这座城市。

因为诸多单位要撤离，所以周恩来又和吴国桢相聚的时候，说这是在汉口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吴国桢心情很不好，认为自己的市长生涯可能要结束，但周恩来笑着说，忘了吗？今天是你生日。

周恩来专门带了两瓶酒，虽然吴国桢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但结拜大哥还依旧记着呢。

在这次聚会的时候，周恩来才算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他直接就说蒋介石已经撤走了，而你吴国桢准备何时离开这里呢？

吴国桢自然说，希望留在这里的时间更多一些，毕竟舍不得这座城市，身为本地的父母官，眼睁睁看着汉口沦陷，心在滴血。

周恩来问：“你将到哪里去?”

吴国桢说：“宜昌”

周恩来问是不是坐车走？吴国桢点了点头，说对的坐车走。

周恩来问：“我们可以一起走吗?”

一句话，让吴国桢陷入了沉默，能在乱世当中做到市长的职位，他自然知道自己的结拜大哥，真正想说的，是让他加入共产党。

吴国桢思索几秒钟之后，客套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你联系，还是各自安排最安全。”

周恩来点了点头，也知道当今时局之下，让吴国桢改变党派，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强求。

当天晚上23点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入了城市外围，周恩来在撤离之前，通过电话联络吴国桢。

周恩来问现在走不走？吴国桢说自己要等一会儿再走。周恩来重申了一起走，但吴国桢不再暗示，而是直接说：坚持原先的想法。

就此，周恩来意识到，已经没有希望争取吴国桢了，自己这义结金兰的兄弟，是不可能加入共产党的。

而吴国桢为何没有考虑加入共产党呢？这要从国民党内部的留美派系说起，以宋美龄为首的亲美派，在党内拉起了山头。

吴国桢便是这个派系当中的得力干将，他的国家观念是资本主义，所以从出发点来说，和周恩来就是大不相同的。

吴国桢本人，在仕途当中也成就很大，为国家为百姓做出了诸多贡献，是国民党少有的正人君子。所以美国人评价吴国桢，是国民党当中最好的官员，没有之一。

义结金兰的兄弟二人分开之后，周恩来也就再也没有争取过吴国桢，他知道自己的把兄弟，已经铁了心的要追随国民党。

随着南方的大片国土沦陷，尤其是南京沦陷之后，重庆就成了陪都。

吴国桢在1939年，担任重庆市的市长。周恩来身为中共的代表，他在国共合作期间，长时间在重庆工作。

按照官职来讲：周恩来相当于国级干部，而吴国桢则是市级干部，俩人的私交关系依旧很好。

所以每当周恩来有闲暇时间，就会打个电话问候好兄弟吴国桢。

关键是，感情虽然没有改变，但政治局势却暗流涌动，矛盾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一，随着前线进入对峙状态，日寇腾出大量兵力，去对付中共的抗日武装。

二，在前线战事暂时稳定之后，蒋介石也腾出手，再次拉起了“反共”的浪潮。

可想而知，周恩来和吴国桢兄弟二人，必然会迎头相撞，为了各自的国家和社会观念，展开一场较量。

历史背景如下：

1940年10月19日，黄河以南有大量的新四军部队，蒋介石要求这些中共的武装力量，立刻转移到黄河以北，限期一个月。

由此矛盾产生，朱德顾全抗日大局，答应转移到长江的北岸。所以在1941年1月4日的时候，叶挺和项英率领九千多人，开始向北转移。

当新四军走到皖南泾县的茂林，被八万多国民党部队包围，双方激战七天七夜，新四军只剩下两千多人突围，余下的大部分人，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

史称：皖南事变。

因为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住在沙坪坝，所以周恩来前去探望，他去的时候带着一份新华日报，上面刊登了皖南事变的新闻。

在老校长的家里，周恩来刚巧遇上了吴国桢，原先的同窗同学、金兰兄弟、而今因为皖南事变，必然出现争执。

周恩来正在气头上，所以将报纸展开之后说：“你们看，新四军没有死于抗日战场，而饮恨于‘皖南事变’的伏击中，这千古奇冤！”

周恩来说着说着，目光扫过了吴国桢，他说：“那些没有良心的国民党人，是何等的歹毒啊！”

吴国桢当即就站了起来，他说：“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整饬军纪的问题！”

俩人随即争吵了起来，周恩来认为吴国桢强词夺理，新四军向来是军纪严明，从不骚扰百姓，何来整饬一说？即使存在所谓的“军纪”问题，这也应该走政治途径，如今抗日战场大敌当前，为何同室操戈？

在这次的争吵当中，吴国桢自知理亏，根本就说不过周恩来。

当中国军队经过十四年抗战，打走了日寇侵略者之后，吴国桢担任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

周恩来去往南京，再次见到了吴国桢，不过这次却是处理公事。

因为国共双方的军队，围绕着东北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所以周恩来和吴国桢的这次公对公见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俨然已经敌对，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文章写到最后，简单说说“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虽然是两个人，但经过都差不多。

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所以更需要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启用了大量有留美背景的官员，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吴国桢和孙立人，俩人一文一武。

但美国认为蒋介石独断专行，要为丢失大陆负有主要责任，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所以又需要蒋介石牵制大陆。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台湾爆发了激烈的内斗，蒋介石怀疑孙立人和吴国桢想要夺权，所以开始清洗亲美派系。

吴国桢刚好在美国，听闻风声之后，他自然不敢回台湾；孙立人在台湾，惨遭蒋家软禁半生，恢复自由的时候已经白发苍苍。

而吴国桢开始在国外痛批蒋家父子的丑恶面孔在线配资炒股平台，在报纸上大肆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史称：吴国桢事件。